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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复兴盛。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西京杂记》上就记载: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伎乐。但他却并不满意,终日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凡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到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又开始“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
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
有比赛就有球星。当时以踢球出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你读的古书多,大概已经猜到了:恶少年。更出挑的是唐代的若干皇帝,例如唐文宗,常常爬上一个“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这场景可真够讽刺的,比起列祖列宗,市井气重了不少。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等到几代之后的唐僖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恶少年,亲自蹴鞠斗鸡,而唐代的末代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六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批神策军或者恶少年出身的“打球供奉”跟着他,可见感情深厚。中唐以后的军队当中,本来就有不少是恶少年,平日间就在街上蹴鞠斗鸡赌博的。
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可见踢球成了娱客的手段。踢球娱乐的社会性已大大缩小,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
《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又教桂姐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