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游戏,爱游戏体育,爱游戏平台,爱游戏娱乐,爱游戏官网,爱游戏官方网站,ayx爱游戏平台,爱游戏app,爱游戏体育app,爱游戏app下载,爱游戏体育官网,爱游戏体育app下载,爱游戏体育网页版,爱游戏官方入口,爱游戏手机APP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6月，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学生为悼念“五卅”蒙难的同胞在图书馆前聚集，下半旗志哀，遭时任美籍校长卜舫济反对，师生遂与校方发生激烈冲突，570余名师生宣誓脱离这所教会学校，并在社会的支持下创立了“光华大学”。为了以圣约翰大学为主导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E.C.I.A.A.），由光华大学教务长容启兆和体育教师周家骐、蒋湘青等发起成立了将洋人成立的教会大学排除在外的江南大学体育协会，最初由光华、复旦、南洋三校参加，后来持志（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沪江大学的爱国师生离校另组的大学）、大夏、暨南、同济、中国公学和东南大学也先后加入。

　　二为自己热爱的足球事业。李惠堂的家族善于经商。曾祖父李浩如精于建筑，被粤港两地同行称为“石行伟人”、“石状元”。李浩如原名李五，是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建筑项目承包商”。张之洞与李家交往甚密，“浩如”之名便是张之洞起的。李惠堂的父亲希望他继承家业走上从商的道路，而二十弱冠的他在自己热爱的足球上闯出了名堂。1923年便入选国家队的他，随后又随南华队出征澳洲，引起旋风，已是颇有名气的足坛之星，于是决定来上海闯一闯。

　　在登载于《良友》第45期的《从小离了母胎到现在——球王李惠堂自述》中，李惠堂说足球是“精神上的快活”，还讲到他与上海、与足球的话题，“很多人说，上海足球程度的提高和发达，不能不归功于我。这种论调，我却不十分赞同，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是自然的，是乐意的，是不可遏止的，我得着身心的愉快，我便十二分的满意。这种匹夫之责，不但是我，而且也是凡为国民者所应尽的义务，我更感觉到我在上海足球界内的生活，是比较在港时来得舒畅安乐。因为上海球友们的和衷共济，是香港等处不可及的。”由此可见，李惠堂对在上海踢球有非常高的情感认同。

　　除了作为球员，李惠堂在复旦的身份也是崭新的，他时而是教练，时而是裁判，时而是体育部主任。在学校档案馆，我还找到了李惠堂家族并未掌握的内容。档案馆所藏的李惠堂照片一共有两张：一为担任体育部主任时与复旦大学体育会职员的合影，身着西装的李惠堂双手放在背后，露出发际的美人尖，站立于照片的C位；二为1926年与足球队球员的合影，梳着标志性背头的李惠堂身穿束腰的毛呢大衣，合影的下方，标注了每个人的名字（威妥玛氏音标），彼时李惠堂的职务为荣誉教练（honorary coach）。这两张照片均收录于1926年的《复旦年刊》，李惠堂的形象与盛传于网络的而立之年的他相比有一些落差，经松涛博士特意传给他的六叔过目后，确认无误。

　　李惠堂夫人廖月英在90岁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他们二人在1925年9月抵沪。李惠堂的名字第一次与复旦有交集是在1925年11月21日，隔日的《申报》记录了他作为裁判判定复旦以4-0战胜金陵大学的新闻。而到了12月4日，《申报》中的一篇《乐群与复旦明日比赛足球》点明了李惠堂与复旦的关系，“本年复旦大学足球队，非常强盛……该队迭与中西各强队比赛。每战必胜……该队近聘远东足球界明星李惠堂君为名誉教练指导一切，成绩日益优良。”

　　此外，复旦1926年的年刊虽然是隔年修史，所登载的足球部活动却是以1925-1926赛季为时间线，采纳的是英超赛季（每年的8月至隔年的5月）。足球部的总结陈述中特别提到要感谢李惠堂有才能的指导（The team thanks Mr. W.T.Lee for his able coaching）。年刊中所罗列的战胜各支球队的时间均在1925年。李惠堂到沪后在南京西路的中华人帮保险公司就业，对复旦足球的指导也许已经同步开始了。

　　1926年9月10日，《申报》刊登一则启示，“江湾复旦大学对于体育一门素著盛名，本学期该校体育主任李惠堂君因欲恢复其业余运动员资格，准备参加来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起见，特辞去主任一职，而改就怡和洋行职务。”学校挽留他继续担任体育部名誉顾问，而主任一职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能“虚悬”。辞去了主任之职，保留了顾问之衔，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断，他到沪之初也许也是复旦与保险公司/洋行两立的操作。这样也能更好地解释缘何1926年的《复旦年刊》中李惠堂的头衔标注时而为教练，时而为体育指导员，时而为体育部主任。

　　任何一个人物的研究，都无法脱离他所生存的环境和时代。研究李惠堂，离不开上海。李欧梵用“摩登”来书写1930-1940年代的上海（《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用“魔都”来称呼1920-1930年代的上海。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叶文心用“没有过分野心，却又生机勃勃”来定义生活在上海的多元化文化下的中间阶层（《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1843-1949》）。李惠堂在沪的居所，四川北路余庆坊18号，更是充满这些“中间阶层”的石库门弄堂。

　　电影明星胡蝶是李惠堂的邻居。1924年回到上海的胡蝶加入了明星电影公司，而记录有李惠堂踢球镜头的电影《二对一》便由该公司在1933年出品，这也是我国最早一部以足球为题材的故事片。如果以余庆坊为中心在周边一平方公里内画个圈，往北有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千爱里3号的内山完造、东照里12号的瞿秋白；往南有横浜桥附近海伦路504号的沈尹黙、东横浜路35弄景云里11号的茅盾；向东有漂阳路1269号的郭沫若、965弄麦加里21号的巴金、853弄瑞康里27号的谢稚枊等。光是看着这些人名，就能想象会有多少故事。

　　我们今天寻找李惠堂，更多是借助报端。《申报》《新民晚报》《良友》画报，甚至一些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等都是记录李惠堂的第一手资料。在《申报》全文数据库中，李惠堂相关条目就有2682条。1987年，徐松福将自己在《新民晚报》上连载的李惠堂传记集结出版(未来出版社)，为他写序的是大名鼎鼎的媒体人徐铸成。以李惠堂传记为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记录有案可查，但也有不少是以讹传讹。如何还原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李惠堂，任重而道远。